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文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人类生活的两个基本领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整体性文明的基本内容。以物质文明为基础，建设新时代的精神文明，以精神主动创造更大更高层级的物质文明，从根本上突破物质力量的掌控，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价值旨趣。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以文化自信为基点、主轴和动力，将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之中，不断增强人民的精神主动。

阅 读 导 引

一、精神生活的现实性、超越性与相对独立性

二、以精神主动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

三、以精神独立掌控强大的物质力量

四、以文化自信增强人民的精神主动

　　在共同富裕的视域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精神生活的重要性被提升到关涉个人和民族生存发展的高度。这是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规律的生动体现。在唯物史观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不仅在于人是生命存在物、社会存在物，还在于人是精神存在物，人的发展不仅体现在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增强，还体现在人的精神生活的不断丰盈和精神境界的不断提升，而且后者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越来越成为人的行为选择和价值取向的决定性因素。特别是在物质生活资料不断丰足、生存需要让位于发展需要的条件下，精神生活发挥着塑造人、发展人的重要功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本关系中，精神生活的现实性、超越性和相对独立性也不断彰显。

　　精神生活具有现实性。在一些人看来，精神生活似乎高高在上，与日常生活很遥远，但实际上，精神生活是人的基本需要，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等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劳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需要等维度对人的本质作了全面深刻的阐释，其中，“人的需要的丰富性”被视为人的本质力量“新的证明”和人的本质“新的充实”。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甚至直接将“人的需要”和“人的本质”当作同一个概念。人的需要是客观的，是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人之为人的需要，马克思在早期著作中将之称为“自然必然性”“内在必然性”或“内在规定性”等，是人与生俱来的，因而，“人以其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区别于其他一切动物”。人的需要是不断丰富的，人的全面发展实际上是人的全面需要的满足，因而，全面发展的人是“富有的人”，“富有的人”是有丰富需要的人。在人的丰富需要中，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永远是最基本的需要，在任何时候，人既有物质生活需要，也有精神生活需要，精神生活须臾不可或缺，具有直接现实性。一方面，人的精神生活需要是现实的产物。任何时候，精神生活都不能脱离物质生活以及社会存在，而必须与之相适应、相匹配。一个人有什么样的精神生活，不取决于他的主观意志，而是取决于他的客观存在，如历史时代、社会环境、文化程度以及生产力水平等。另一方面，人的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是一个现实的历史过程。人的需要包括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归根到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只有通过现实的生产力的发展，人的精神生活需要才能不断丰富并得到满足。

　　精神生活现实性的另一个重要表现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总是纠缠在一起的，从来就没有纯粹的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两者的相互纠缠、相互融合是日常生活的基本样态。这也有两个主要表现：一是精神生活一刻也离不开物质生活的基础。精神生活关涉人的理念、信念等，这些东西都不是虚无缥缈的，而是有根的，这个根就是物质生活。只有建立在物质生活基础之上的精神生活，才是真实的。二是物质生活一开始就包含着文化与道德的因素。人和动物都是生命存在物，两者的根本不同在于“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也就是说，人的物质生活不是动物式的物质生活，而是有德性、有文化的物质生活。这就决定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意味着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有机统一。随着当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不断迭代升级，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高度融合，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纠缠更加紧密，甚至难分彼此。

　　精神生活具有超越性。精神文明是人们精神生活的结晶，扎根于人们的物质生活之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精神生活的过程”，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不是相反。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但并不意味着它始终依赖于甚至依附于物质生活，相反，精神生活对于物质生活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实际上是精神对现实的超越性，体现为精神独立、精神主动和精神自由。精神之所以必须超越现实，丹尼尔·贝尔有过阐释，他认为，“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是以想象的形式，通过艺术和仪式，特别是那些‘不可思议事件’来理解世界的努力”，而“文化想要富有意义，就必须超越现实，因为它是对一些根本问题的反复回应，而这些答案通过一系列象征，对存在之意义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内在一致的解答”。这种阐释虽然对理解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有重要启示作用，但只有回到唯物史观的基地上才能对此获得一个确定性的认识。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而实践既是一个物的生产过程，也是一个文化创造、精神提升的过程，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它立足于人的现实生活，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指向。人的全面发展的真正样态是“自由个性”的充分发挥，而人的“自由个性”以“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为前提，但又是对“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超越，是摆脱“物的依赖性”的“人的独立性”的真正实现。这种超越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但绝不能忽视人的精神解放和精神世界丰盈的重要作用。人的精神解放和对理想的追求构成精神生产力的动力系统，成为“一切生产力”的重要内容，从而推动“自由个性”的形成和发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指出：“人，本质上就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人类不仅追求物质条件、经济指标，还要追求‘幸福指数’；不仅追求自然生态的和谐，还要追求‘精神生态’的和谐；不仅追求效率和公平，还要追求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精神生活的充实，追求生命的意义。”这个论述给精神生活的超越性提供了精准注脚。

　　精神生活具有相对独立性。唯物史观认为，精神文化、社会意识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作进一步的加工”，从而“服从自身规律”“独立存在”和“独立地发展”，呈现出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有很多表现，如精神文化、社会意识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与社会进步的不同步性等，但突出表现是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或能动作用。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虽然物质存在方式是“始因”，但“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作用”，尽管这是“第二性的作用”。这种反作用体现在质和量两个方面。在质上，不同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对物质存在方式的反作用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先进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对物质存在方式起促进、引领和规范的作用，落后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则相反。在量上，不同的精神文化、社会意识对物质存在方式的影响有程度深浅、范围大小、时间久暂之别，这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其需要的程度及其掌握群众的程度直接相关。

　　精神生活以精神文化、社会意识为主要内容，对物质生活以及物质生产具有重大的反作用。这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相协调的重要表现。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往往不是由物质生活资料的多寡决定的，而是由精神生活赋能的，因为只有在精神生活丰盈的条件下，才可能展现物质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同样，精神生活水平的高低对物质生产有着直接的影响，只有精神生活的引领，才可能有符合人性的、高质量的物质生产。在共同富裕视域中，尽管精神生活富裕以物质生活富裕为基础，但没有精神生活富裕，物质生活富裕就是一个伪命题，人们的物质欲望就会毫无节制、贪得无厌。“富了口袋、穷了脑袋”不仅不是共同富裕，相反却是贫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根源。美好生活以物质文化生活的不断丰富为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日益广泛的需求就不可能被创造出来，这是一个“按照美的规律”进行劳动创造的过程。只有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健康的审美观，确立文明的、绿色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创造美好的物质生活。在这个过程中，精神主动具有关键性意义，它规范和引领物质生活，赋予物质生活以价值和意义。

　　“精神主动”是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一个重大命题，《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重申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必须发挥“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精神主动是指主体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形成的一种独立自主、积极有为、自信自强、开拓创新的精神品质与精神状态。人们往往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斗争中使用这个概念的，但实际上，在物质和精神、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中，也存在着一个精神主动的问题，而且，这种精神主动是一切精神主动的坚实基础和集中呈现。物质方面虽然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精神方面从来不是被动的、被决定的，而是具有主动性。只有从根本上摆脱“物的依赖性”，精神力量才能转化为一种巨大的物质力量，创造巨大的物质文明。

　　精神主动是精神生产力的核心内容，是物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生产力是文明产生和发展的根本动力和标志。马克思将生产力看作“文明的果实”，恩格斯认为生产力是“从铁矿石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拼音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两个基本维度，它们以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为基地，根源于生产力。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生产力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总和。一般认为，物质生产力创造物质文明，精神生产力创造精神文明，但实际上，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都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合力”的结果。也就是说，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从来是相互渗透、不可分割的，精神生产力虽然主要生产精神文明，但在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中也起着极为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能动作用。

　　精神文明以精神生活为基地，但不等于精神生活，而是精神生活中有价值、有意义的积极成果的集中彰显，具体包括智力文化和思想道德两个方面的基本内涵。前者主要是指人的文化、知识、智慧和技能等状况，是精神文明的基础部分；后者则主要是指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理想信念、道德情操等状况，是精神文明的核心部分和最高呈现。在唯物史观中，智力文化是“一切生产力”的基础内容，是物质生产力的关键因素，劳动力或劳动能力是“一个人的身体即活的人体中存在的、每当他生产某种使用价值时就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物质生产力是人的智力和体力的运用，人的智力在物质文明的创造过程中须臾不可或缺。思想道德是精神文化的核心内容，构成精神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一般认为，精神文化与物质生产力没有直接关系，两者之间是以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等为中介建立联系的，因而不构成物质生产力的关键要素。这种理解是不正确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人类创造的积极的物质成果之所以是文明之具体，根本原因在于它是人创造的，是属人的，而人的劳动创造在任何时候都有精神文化的参与，体现了人的主体意识，积极的物质成果都是人“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

　　精神主动是中国式现代化和西方现代化的重要区别，是中国式现代化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显著标志。西方现代化创造的是“资本的文明”，人的主体性让位于资本的主体性，整个社会呈现出人对物的依赖关系，人的精神世界被“拜物教”或“物化意识”所占领，从而丧失了精神主动的现实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劳动者的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是被迫的、强制的，是一种“奴隶劳动”，“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人的主动精神被压抑、被控制甚至被泯灭，“人的独立性”被“物的依赖性”所钳制，“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感觉都被这一切感觉的单纯异化即拥有的感觉所代替”，从而使其社会生产遇到了“真正限制”。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等为基本特征，之所以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根本在于它牢固确立了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奋斗目标。文明以美好生活为目的和标志，而美好生活是丰富的物质生活和高尚的精神生活的统一，它以丰足的物质生活为基础，以丰盈的精神生活为支撑并赋予物质生活以价值和意义。美好生活的唯一源泉是劳动创造，而劳动创造是一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是一种美好劳动。美好劳动的内核是美好精神，即人们劳动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充分发挥，集中体现了人的价值理想、信念信仰、道德情操、审美观念等。因此，美好生活虽然须臾不可离开物质生活基础，但精神主动至关重要甚至起决定性的作用。

　　精神主动是创造高度发达物质文明的先决条件。中国式现代化既具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也具有鲜明的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言，“任何社会的首要目标都必须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食物、住所、健康、教育”，现代化都必须以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为首要任务。中国式现代化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首要目标，以物的全面丰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西方现代化创造的单一的物质文明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更快一些”主要指的是量，即创造更大的生产力和更丰富的社会财富；“更高一些”主要指的是质，即创造更高质量的物质文化生活资料，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显然，这个生产力不是单纯的物质生产力，而是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的总和。只有创造“更快一些”“更高一些”的物质文明，才能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优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虽然高质量发展是全面的高质量发展，但主要、首先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不仅有赖于强大的物质力量，也有赖于强大的精神主动，精神主动甚至居于更重要的地位。一是只有坚持新发展理念，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新发展理念首先是一种“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理念即理论、观点、思想，是精神文化的核心。在这个意义上，坚持新发展理念，就是坚持精神主动。二是只有坚持创新驱动，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坚持新发展理念，首先是坚持创新发展，以创新引领发展。创新是全面创新，是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的全面创新。只有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才能创造“更快一些、更高一些”的物质文明。创新首先是思想创新、观念创新，是精神主动的集中体现。三是“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是美好生活的坚实基础。只有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才能实现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劳动不只是体力和智力的付出，更是劳动者使命感、责任感、理念信念、价值取向以及道德品质的生动体现。因此，“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只有在精神上强大起来，才能在物质上强大起来。

　　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产业深度融合，并随着科技创新涌现出许多新业态，呈现出“经济的文化化”和“文化的经济化”的趋势。这个趋势在西方现代化中得以确立，但由于受资本逻辑的规定，西方现代化的最终成果只能是单一的物质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经济和文化相融合主要表现为物质产品的文化化和文化产业的异军突起。这是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这一根本价值目标相适应的。在美好生活需要中，物质生活需要越来越具有精神性特征，个性化、优美化、伦理化需求越来越居于重要地位。因此，赋予物质生活产品以精神文化内容是物质生产极为重要且前景广阔的必然趋势。文化产业是文化生产的产业化，即文化产品兼具精神性和物质性特征，既满足人的精神生活需要，也要实现一定的经济目标，其生产的产品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而是特殊商品，是精神文化的载体，蕴含着人们的价值向度、审美情趣以及理想信念等。物质产品文化化趋势和文化产业的勃兴都体现了一种文明进程：任何经济发展都与一定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社会文化相联系，或者说，任何经济发展都是一定的审美观、价值观以及社会文化的体现。在这一点上，丹尼尔·贝尔的理解不失为一种洞见：“最终指导经济的还是经济深植于内的文化价值体系。经济政策作为一种手段可以是有效的；但只有在构塑它的文化价值体系内，它才合理。”因此，随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推进和美好生活需要的不断满足，文化产业越来越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构建现代文化产业体系越来越成为构建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这样，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便融为一体，共同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没有人民的精神富有和精神主动，中国式现代化便失去了持续追求物的全面丰富、创造更大更高层级物质文明的精神动力。

　　精神独立是精神主动的最高表现。人们往往是在人与人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上强调精神独立。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从文化自信的高度上提出了“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的要求。这些维度的精神独立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事关强国建设和复兴伟业，但离不开一个前提，即人的精神从“物的依赖性”中独立出来。只有从“物的依赖性”中独立出来，才能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才能有真正的精神主动。因此，本文的精神独立是从特定的意义上讲的，即从人的精神和“物的依赖性”的关系上讲的。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关键在于超越了资本逻辑，使人从物的统治中解放了出来，实现了精神独立，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力量具有两重性。物质文明涵盖极广，但基本内容是物质财富，其他的物质成果都是物质财富的附属物。人们一谈到物质文明，首先想到的是物质财富的丰富和物质生活的充裕。物质财富构成了物质文明最坚实的基座、最厚实的血肉。但必须看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物质财富在展现其文明面相时，也体现出一种强大的物质力量。这种物质力量既可以是文明的力量，也可以是反文明的力量。之所以呈现出文明力量和反文明力量的分野，关键在于物质财富受什么样的精神力量所支配。在资本统治中，“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这样，物质财富成为统治人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人对物的依赖”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特征，人为物役，人的精神受物质力量所控制。只有当人从物役中解放出来，实现精神上独立自主，以精神主动掌控巨大的物质力量，巨大的物质力量才会成为巨大的文明力量，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以资本增殖为唯一目的的物质生产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精神文化生产“同整个生产比起来是微不足道的，因此可以完全置之不理”，“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因而，“从一开始，现代性便具有两副面孔。一副是能动的、有远见的、进步的、预示着空前的丰富、自由与满足。另一幅同样清晰可见的面孔是冷酷无情，暴露出疏远、贫困、犯罪和污染等许多新问题”。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在于西方现代化是以资本原则建构的，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在资本逻辑中，人的主体性被资本主体性所僭越或取代，个人受抽象统治，从而使“人的社会关系”和“人的能力”转化为“物的社会关系”和“物的能力”，一切都商品化了，并进而形诸为“商品拜物教”。“商品拜物教”只是“拜物教”的最初形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推进，“商品拜物教”扩展为全社会的全面的“拜物教”。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劳动”到《资本论》中的“拜物教”，体现了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从抽象到现实的转向，展现出“从异化论的逻辑到物象化论的逻辑”。也正因为如此，卢卡奇等人把“异化”和“物化”等同起来，认为人的“异化”存在状态也就是“物化”的存在状态。正是由于社会关系的普遍“物化”，才造成了“拜物教”这一普遍的社会现象，从而使“物的依赖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存在的基本样态。在此基础上，卢卡奇的批判又有所推进，提出了“物化意识”的观点：“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物化结构越来越深入地、注定地、决定性地沉浸入人的意识里。”也就是说，在资本统治中，物质力量支配精神力量，不是人支配物，而是物统治人，人的价值的贬值与物的价值的增值成正比。这是最令人不堪的。

　　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物化意识”并没有削弱，而是呈现出不断加强之势，其集中体现是物欲横流，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消费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虽有所不同，但本质是一致的，即欲望取代了正当需要，“欲望逻辑”成为人的生活逻辑、生存逻辑，从而“在文化上（如果不是道德的话）证明资本主义正当的是享乐主义，即以快乐为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反文明性是毋庸置疑的，它不仅会造成资源短缺、环境破坏，还会带来贫困、战争，更重要的是使人的肉体与灵魂撕裂，不是灵魂统摄肉体，而是肉体驱使灵魂，人的全面的本质被无穷无尽的巨大欲望所吞噬。诚如塞内卡所言，“肉体上的快乐是不足道的，短暂的，而且是非常有害的”，“幸福的生活，就是符合自己的本性的生活”，其前提条件是“必须精神健全，而且要经常保持健全”。显然，只有物质欲望而没有精神追求的生活不是文明的生活。

　　中国式现代化追求的整体性文明，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与之相适应，精神文明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网络生态持续向好，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精神主动不断增强。但必须看到，由于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生产力与精神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仍然较为突出，物质生活的相对富裕并没有带来与之相匹配的精神生活富裕，物质力量对精神力量仍然具有压倒性优势，消费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纷纷抢滩登陆、占领市场，其典型表现是痴迷金钱、追逐财富、贪图享受以及必然导致的腐败堕落。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腐败”一词出现了17次之多，频率之高在历次全国党代会报告中是罕见的，显示了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依然严峻。尽管腐败的内容和形式多种多样、花样翻新，但根子既在“经济”，更在“精神”，“精神缺钙”是腐败滋生的重要源头。当然，这也和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有关。“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即资本时代，亦即“资本的文明”时代，“物的依赖性”仍然具有普遍性。中国式现代化以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但必须面对市场经济和资本逻辑这个现实，社会关系以及人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历史条件而完全超越“物的依赖性”阶段。这个超越是必然的，但是一个曲折漫长的历史过程，目前“铲除腐败滋生土壤任务依然艰巨”。

　　摆脱“物的依赖性”必须以精神独立为先决条件。在“物的依赖性”占统治地位的条件下，人的精神处于一种依附或附庸的状态，是物控制人，而不是人掌控物。实现对“物的依赖性”的超越，既要靠生产力的发展，也要靠强大的精神力量。只有实现精神独立，人才能从“物的依赖性”中摆脱出来，才能使主体性回归于人自身并使人成为物的主人，才能实现对物质力量的有效掌控，从而为人的全面发展开辟道路。这是唯物史观的理论旨趣和实践指向。弗洛姆批判了对唯物史观的一种错误理解：“在有些人看来，仿佛马克思认为人的最主要的心理动机是希望获得金钱与享受，这种为获得最大利润而作出的努力，构成个人生活和人类生活中的主要动力。作为对这种观念的补充的是下述这个同样广泛流传的看法：马克思没有看到个人的重要作用；马克思对人的精神需要既不重视，也不了解；马克思的‘理想人物’是那种吃得好、穿得好然而‘没有灵魂的’人。”弗洛姆认为，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因为“马克思的学说并不认为人的主要动机就是获得物质财富；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目标恰恰是使人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以便他能够成为具有充分人性的人；马克思主要关心的事情是使人作为个人得到解放，克服异化，恢复人使他自己与别人以及与自然界密切联系的能力；用世俗的语言来说，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精神的存在主义，它由于具有这种精神的特质，因而反对当代的唯物主义实践和那种伪装得不巧妙的唯物主义哲学”。尽管弗洛姆的这种解读有严重的历史局限性甚至不具有“合法性”，但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唯物史观的精髓是有重要启发意义的。可以肯定的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不是“单纯追求财富”，而是实现自身解放。伯尔基认为人类解放主要体现在自然、社会和精神三个领域，但其中内含着“从经济需要的压迫下解脱出来”这一重要维度。人类解放即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解放的最终目的或最高状态。人的全面发展虽然以生产力的发展为绝对前提，但“自由个性”的充分发挥也是必要条件，而精神是“自由个性”的灵魂，没有独立于金钱、财富等的高尚精神，人就不可能摆脱“物的依赖性”而成为“自由的人”。

　　在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条件下，精神文明建设任务以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被坚定地提了出来。一方面，“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只靠物质条件，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不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另一方面，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就不能丰富人的精神生活，就没有精神主动，就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只有精神主动，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超越资本逻辑、欲望逻辑而走向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增强人民的精神主动，必须以文化自信为根本依托和实践进路。文化自信构成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点、主轴和动力，因而，增强人民的精神主动，必须“把文化自信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气质与文化品格中，养成昂扬向上的风貌和理性平和的心态”。

　　其一，以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增强人民的精神主动。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使命是造就一个新的文化生命体，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两个结合”是造就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的根本路径。在“两个结合”中，“第一个结合”最重要，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解决中国发展的实际问题，但对于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而言，“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文明形态内含着文化形态，文化形态甚至构成了文明形态的实质和核心，新时代的文化使命在于创造新时代的新文化，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当然，“第二个结合”是在“第一个结合”的基础上展开的。“第二个结合”是深刻的“化学反应”，其过程具体呈现出“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两个向度，其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实质上彰显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新文明观，即将马克思主义这一西方现代文明的最高成就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相结合具有典范意义。“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同样，只有与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交流互鉴，才能实现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这是深刻而坚定的文化自信。

　　首先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创新发展的根本力量。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和统一性，重要原因在于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创新发展。具体而言，独立自主精神主要通过自立自强的人格要求和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两个维度呈现出来，而这两个维度是统一的，因为中华民族不是抽象的，而是由具体的每个中国人体现出来的，每个人的精神品格、道德品质构成中华民族精神气质的基础。所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独立自主一直备受推崇，被视为君子的立身之本。

　　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自信。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深刻揭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和规律，是中国人民实现从精神被动到精神主动、从精神依赖到精神独立的决定性力量，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人本逻辑超越西方现代化资本逻辑的决定性力量，从而成为铸造中华文明当代形态的强大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在考察和把握事物发展时，始终坚持事物“自己运动”的观点，将事物“自己运动”看作事物的辩证运动。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与自由，需要“和睦的与自觉的合作”，但这种合作“只有当每个民族自己完全当家作主的时候才能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人民主体地位和主体性实质上体现了一种独立自主精神。

　　最后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坚定自信。“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始终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本身就意味着独立自主，是独立自主精神的充分彰显：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改革开放之所以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一个基本经验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办中国自己的事情，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由“结合”凝铸成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精神引领和思想指导。这种文化形态为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

　　其二，以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增强人民的精神主动。精神生活是人的本质要求，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内容。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有两个重要论述：一是“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而“共同体是生活本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二是“富有的人同时就是需要有人的生命表现的完整性的人”。这两个论述告诉我们，“富有的人”即全面发展的人，亦即人全面占有自己的本质，而人的本质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统一。中国式现代化是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其根本要求是物质富足和精神富有。由于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具有不平衡性和非一致性，因而物质生活富裕并不等于精神生活富裕，物质生活绝对贫困的消除并不意味着精神生活完全摆脱了绝对贫困的纠缠，而是存在着较严重的发展不平衡性，由此导致了精神层面的诸多矛盾与困境。这种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精神生活需要的不平衡。在量上，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呈剪刀差状态，有的人需要巨大，有的人需要微小，甚至是可有可无。在质上，人们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精神需要，既有健康的精神生活消费，也有精神生活消费的“异化”，其典型表现是精神生活的泛娱乐化，西方的“娱乐至死”理念被移植过来并达到极致。例如一些年轻人的疯狂“追星”行为，既是精神生活贫穷的表现，也反映了一种“异化”的精神生活以及价值观。二是精神生活资源配置的不平衡。由于地理条件、城乡二元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国不同地区及城乡之间存在着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由此导致了基本精神文化资源配置的不平衡，西部地区以及广大乡村的基本文化资源配置相对较少，人们精神生活较为匮乏，较大程度地影响了其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因此，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仍然任重道远。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能奢望不同地区、不同个人整齐划一地实现精神生活富裕，也不能奢望不同地区、不同个人整齐划一地实现同等程度的精神生活富裕，但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是坚定不移的方向，必须持之以恒、整体推进、久久为功。

　　其三，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人民的精神主动。在人的精神世界中，理想信念是最重要的，“没有理想信念，或者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理想信念决定了一个人的道德品质、奋斗动机、发展方向和发展高度，是人们摆脱物质羁绊而达致高尚精神境界的精神引领。新时代，我们的理想信念就是奋力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实现强国建设的目标和复兴伟业，建设人类文明新形态。但理念信念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具体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实际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理想信念的具体化，它承载着国家理想、社会理想和个人理想，是这三个层面理想的高度凝铸，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理想，因此，坚定理想信念具体表现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最深层次的文化自信，即价值观自信。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没有价值观自信，就没有文化自信。因此，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也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融入各种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之中”，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之中。价值观构成精神生活的核心，它决定精神生活的性质、内容和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精神生活充盈及其共同富裕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就是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否融入其中以及融入的程度。只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日常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之中，才能将其内化为人的思维方式，外化为人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从而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培育社会的文明风尚，实现从精神依附向精神主动的根本性变革。当然，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核心价值观的养成绝非一日之功，要坚持由易到难、由近及远，努力把核心价值观的要求变成日常的行为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

　　其四，以大力发展科学文化增强人民的精神主动。科学文化属于智力文化。作为精神文明的基础性内容，科学文化对人的全面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全面而深刻的。马克思指出：“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科学文化直接关乎人的能力，既是物质生产力的内容，也与人的思想道德、价值观念、理想信念等直接相关，起着重要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两个提升：一是从科学文化到科学精神的提升。科学文化是当代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可以渗入并塑造个体的认知结构，这是一个“知识”的范畴，但这种认知结构确立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科学精神确立的过程。严格地说，科学精神属于“精神”的范畴。即是说，认知结构确立是一个“知识”和“精神”相互融合且相互塑造的过程。科学精神实质上是创新精神，因而，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创新精神无疑是一种高贵的品质。二是从科学文化到思想道德的提升。科学文化素质高的人，不一定有高尚的精神世界，但总体而言，一定的科学文化素质构成了思想道德、理念信念、价值观念、审美能力等的重要基础，一个人科学文化素质的高低往往与其精神生活水平以及精神境界的高低是成正比的。历史证明，在一个缺乏科学文化的国度，精神主动只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精神主动必须以科学文化为坚实支撑。因此，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是精神文明建设的落脚点。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最重要、最基本的途径是教育，而教育的根本任务是立德树人，因而，只有“加快建成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努力使每个人不分性别、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贫富、不分民族都能接受良好教育”，才能使真正的共同富裕成为可能。

　　其五，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增强人民的精神主动。随着中国式现代化的不断推进，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呈现出“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是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其具体举措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力点，以政府和市场的结合为突破点，做到“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一手”是发挥政府的主导功能，健全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与一般的商品不同，文化关乎人的精神，关乎民族、国家的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因此，在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上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离不开市场，但不能全部交给市场，即便是部分地交给市场，政府也必须发挥主导作用，大力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公共文化服务是重要的文化供给端，精神文化产品的供给直接关系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另一手”是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和完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高质量的文化产业，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精神文化产品，实现精神生活共同富裕。这里强调两点：一是发展文化产业，必须坚持政府的主导地位、调控作用和引领作用，不能让精神文化生产完全受制于资本逻辑。二是正确处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文化产业不能没有利润的牵制，但当它与社会效益发生冲突时，必须将社会效益置于首位。实际上，高质量的文化生产往往是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社会效益越大，经济效益也就越大。当然，这“两手”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高质量发展理念，为人民提供精品力作。精神文化产品丰富人的精神生活，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起着温润人心、启迪心智、催人向上、净化风气的作用，因此必须是弘扬主旋律的精品力作。（原文刊发于《学术界》2025年第4期，作者张三元系武汉工程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